预售规则让今年“双11”的启动时间前置到了10月21日0点。带货主播们携各自的双11爆款清单提前数个小时,在10月20日晚上开启了他们的“跨0点直播”。
当晚10点半左右,在各种盲盒红包抽奖的刺激下,薇妍和李佳琦的淘宝直播间已经挤进了1.5亿用户。在直播活动海报上,薇娅以一身花木兰的古装打扮寓意即将出征……
记者 | 郭苏妍
颇有点戏剧意味,整个直播电商行业在忙完了一年一度的“6·18”之后,迅速进入到一个冷静期。各种常规的带货倒是没有停,只是大家不想再夸耀这件事的神奇之处。
“距离我们上次聊也才过去几周对吧?但就是这段时间,真的发生了很多事。”一名阿里巴巴巴巴的员工7月中旬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记者说。
那些推动行业冷静下来的事件中,很多人会第一个想到6月底吴晓波在淘宝直播的首秀“翻车”事件。他的直播间,单个坑位费高达60万元,远超薇娅和李佳琦的30万至40万元,结果一共只卖出去15罐奶粉,其中还有3罐被退货,顿时引发网络热议。
用直播的形式来卖货,这件事最早就是被淘宝发明出来的。2019年,李佳琦几乎场场直播登上微博热搜,淘宝直播随主播的出圈完成了出圈。但那个被阿里巴巴以最好的流量资源一手制造出来的“2019——电商直播元年”,并不是淘宝打磨四年之久的直播业务的拐点。
真正的拐点,出现在2020年上半年即将结束之时。
在过去的六七个月里,淘宝进一步加速在站内和站外、线上和线下罗织直播生态,通过推动店铺形态和运营思维的升级,基本找到了直播与阿里固有电商生态体系的融合逻辑。直播帮助淘宝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流量消化场景,而与之对应的商业化模型已经逐步确立。
同期,各种直播翻车事件的发生,对比着去年以来社会各界对这个新兴消费场景一路高涨的鼓与呼,显得有些尴尬和突兀,甚至也颇有些幽默和喜剧色彩。
“过去一段时间电商直播有点太喧闹了。”淘宝内容电商事业部总经理玄德在接受《第一财经》YiMagazine采访时表示,“实际上我们自己也在想办法推动行业冷静下来,回归商业的本质。”
淘宝内容电商事业部总经理俞峰(玄德)。
李佳琦、薇娅以及19998名其他主播
时间回到还没有“国民主播”的2016年至2017年,淘宝上最早的一批直播主播其实是海淘店店主。由于存在地理上的时差和真假货方面的信任障碍,最初这些店主尝试用直播的形式来完成代购,这确实能消除一部分国内外的信息差,让粉丝相信所见即所得。
当时的淘宝全球购正在启动一个“品牌孵化”项目,目的是把更多海外的中小品牌带入中国市场。上海美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渠”)是淘宝全球购第一批合作的电商代运营机构之一,这家公司彼时正尝试把一个法国护肤品牌引进中国,于是选了8名店主一起去法国做了一场为期3天的直播。
“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场品牌溯源的同步直播活动。”美渠的市场总监王宣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
整个淘宝直播生态的初步成型,是在2017年至2018年间——淘宝站内生长出越来越多的KOL主播。王宣也是在这个时候发现,淘系内部直播的重点已经从最初针对诸如海淘这样的细分市场,转向了以主播带货为核心的多样化的内容生态。
美渠作为海外美妆品牌在中国的代运营商,在电商行业已有11年的运营经验。2017年,这家公司明显感觉到短视频和直播这两类内容营销渠道“并行发展”的趋势。快手和抖音迅速崛起、收获数亿日活用户的现象背后,整个互联网的用户习惯开始向视觉化的内容产品转移。那一年,美渠新增了一个运营项目,帮助品牌店铺做30秒到1分钟的主图视频,然后拿着这个视频去找KOL,用直播的方式把讲解内容扩充到3到5分钟。
但很快,到了2017年的双11,王宣就对直播带货这件事第一次产生了疑虑。
原因是薇娅直播间的“坑位”的最高报价,与上半年相比,已经飞速翻涨了近4倍,这笔费用在当时如果用于一个美渠代理的品牌在淘宝站内的基础运营,至少可以消耗3至6个月。“在这个阶段,无论代运营商还是品牌投放薇娅都是带有赌博心态的。因为大家看不懂,不知道这个钱花出去值不值。”王宣说。
用淘宝内容电商事业部总经理玄德的话来说,2016年到2017年是淘宝直播的开荒期。“最开始大家也没明白到底要做什么,就是感觉应该从内容创新的角度去试试看”,于是他们将淘宝直播定位为“一个有趣有料的平台”。高质量的内容生产能力一直都是淘系生态中的薄弱项,淘宝为此做过不少努力,比如推出“微淘”这个首页底端的一级入口,用来强化用户与商家之间的关注关系,在淘宝App首页下半部分的信息流区域设置“洋淘买家秀”专区,甚至是把“种草社区”App小红书的产品评测搬运到商品详情页的评论区等等。
但在所有这些尝试中,只有直播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淘宝有做内容的能力。
王宣在2017年对直播产生的投放疑虑,在2018年之后渐渐消失。她发现,淘宝在“很用力地”推薇娅。“如果淘宝主动在推一个人,那么势必会给她灌入流量,所以我们当时就赌‘投钱给直播就一定会有流量’,而不是去赌‘能不能卖货’。”
从这个角度,2018年的薇娅之于淘系商家的意义,更像是另一种形式的“钻石展位”——它是商家竞价购买的一种站内广告形式,用来给店铺或商品引流。
玄德印证了外界的判断。当淘宝站内的KOL生态以及在直播间购买商品的用户习惯建立起来之后,阿里巴巴才逐渐给到更多资源去继续推它。因此,2018年是淘宝直播在淘系内部孵化进程中出现的第一个分水岭。
往后的一年中,主播生态圈逐步建立,薇娅成长为整个淘宝站内排名第一的头部主播,第二名的李佳琦则借助抖音短视频火速出圈,在淘宝站外收获了大批关注和影响力。
到了2019年,抖音和快手也明确了它们对直播电商业务的布局。这些因素都把淘宝直播乃至整个中国的电商直播产业推向了一个高潮,仿佛直播蕴藏着当前整个互联网行业最大的金矿,一时间掘金者爆发式涌入。根据艾媒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淘宝主播有6000人,2019年这一人数规模达到了2万人。
但如果用“快进”的方式迅速复盘此前三四年直播电商的迭代历史,眼前的这个“金矿”并非是基于某个重大的技术创新,它其实是阿里巴巴用巨大的资源和时间一步步喂养出来的一个风口。
2019年年末,淘宝直播借助双12大促活动,提出了“人人皆主播,万物皆可播”这个口号,试图进一步扩大和完善主播的生态结构。
不过,人人皆主播可能只是淘宝的心愿。无论是从直播间的装潢布置、灯光摄像,还是讲解节奏与宣传话术来看,直播主播都是一份对专业度要求极高的工作,这也能够部分解释今年明星、名人、企业家试水直播带货时为何频频“翻车”。
“我认为这里有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原理:门槛越低的东西,想要做得好,后面对专业度的要求会变高,越是大家都普遍受惠的领域,你的竞争对手变多了,你肯定要拿出专业度。相反,那些门槛越高的领域,对专业度的要求是很低的——因为竞争对手少,你可以吃足够的红利。”玄德解释说,淘宝打出的口号是为了招募更多的人参与直播,一起提升这个行业的专业度。但他也同意,绝大多数明星做的是直播广告模式,而非直播带货模式,因为“为你鼓掌和为你买单的其实是两种人”。
明星带不动货,在今年第二季度已经表现得尤其明显。它也成为直播电商整体进入下一个“冷却期”的重要信号。“流量其实是一次性的,是留不住的,只有留下来的才叫粉丝和有价值的用户。”玄德表示。
但是从粉丝量来说,在淘宝当前的主播生态圈中,李佳琦、薇娅与中腰部主播之间的差距足以用鸿沟来形容。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说得出淘宝直播排名第三的主播的名字——也许是陈洁KK,也许是烈儿宝贝。
这个局面有它的历史成因。最近两年,在淘宝App,直播模块的入口经历了逐步向最显着位置前移的过程。特别是它在App首页——这块流量竞争最为激烈的“方寸之地”——的权重也越来越高:在上半屏对各业务版块的“坑位”分配中,直播与聚划算并列排在第一行;下半屏“流量分发”区域,直播则有一个直接的类目入口,这些最好的资源过去很长时间里都持续输入给那些标杆案例,以求迅速扩大直播的影响力。
所以,没有先期的流量铺垫又哪来后面的粉丝社群?每一个入局淘宝直播的新人,都需要流量喂养。今年5月刘涛被请到聚划算做“官方优选官刘一刀”的时候,薇娅的直播间里专门设置了一个导向聚划算直播间的入口。
2020年6·18期间,海尔boss天团以及明星用户推荐智慧家庭解决方?案。
从内容工具到Live Store
现在,阿里巴巴已经给直播这种新的电商场景找到了一个很满意的新词汇,将之纳入到它用十几年构建的商业生态理论体系中。
作为中国最大的“在线商业地产商”,阿里巴巴表示,淘系店铺在经过最早的“在线店铺”(Online Store)到后面的“移动店铺”(Mobile Store)两种模式的迭代之后,下一个阶段的进化方向,就是深度结合直播这种形式的“实时互动店铺”(Live Store)。
“馋嘴屋King哥”是淘宝零食品类Top 3的商家,King哥自己目前也是一名KOL主播。他在2018年年底找淘宝小二申请了商家与达人的双重身份,此后通过积极参与“县长来了”“深夜食堂”这类淘宝官方策划的直播活动增加曝光,或者邀请明星连线参与直播来为自己涨粉。
“以前你靠产品说话,图文视频都是围绕产品,现在就是靠人说话,观众会对直播间的各种因素形成感知,你的一个表情甚至都能影响他的购买决策。”King哥的合伙人冬哥经营了十几年淘宝店,现在明显感觉到了直播带来的巨大冲击,特别是淘宝平台运营的核心,也正从过去主要围绕于“店”逐渐转向运营“品”。
在阿里巴巴用十多年逐步打磨的电商游戏规则之下,店铺要想做得好,运营者需要是一个“十项全能“选手。一个单品如果卖到几万件的月销量,就已经代表着这些店铺运营者的顶尖实力,但是现在,大主播随便一句话就可以做到这个业绩,比如李子柒推的一款食品分分钟就可以做到百万级的销量。这意味着某种程度上,King哥和冬哥这些原本懂得如何经营店的人在淘宝生态里失去了曾经的优势和自信,”你以前费了很大劲攒起来的这些东西,别人轻轻松松就实现了。”
淘宝直播高级运营专家新川解读这种变化时说,淘宝的上一代店铺形式是“无人货架”,用户通过搜索或其他途径进入店铺看到宝贝,需要主动联系客服咨询。直播则把原本静态的店铺变成了“有人店铺”,类似于消费者走进任何一家线下门店都会体验到的导购主动招呼。淘宝设计出的Live Store的一种常态可能就是:粉丝未必天天来逛店铺,但当商家365天都在直播的时候,他不管什么时候进店都有人招呼。
在玄德2019年年初从蚂蚁金服轮岗至淘宝直播项目之前,这块业务所属的部门叫作“淘宝内容生态事业部”,后改为“淘宝内容电商事业部”。这个过程中,淘宝针对当时以“种草”为方向的内容电商和达人生态,确立了更有针对性的发展方向,更多聚焦于直播与电商、商业如何结合的问题。
自2019年7月上任以来,一年多时间里,发展“店铺自播”(以下简称“店播”)一直是玄德的核心工作内容之一。
据阿里巴巴官方透露,2019年双11的200亿元销售额中,绝大多数是由店播贡献的;目前淘宝店播的渗透率,即通过直播产生的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例大约是6%。玄德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表示,交易额并不是淘宝直播的KPI,他的团队真正关注的是渗透率这个指标,未来的理想值是达到10%。
海尔是阿里巴巴喜欢对外推荐的一个店播成功案例。它首次尝试直播的时点算是比较早的,在2017年6·18期间,但当时只是把直播当作一个品牌宣传的场景而非常态化运营的模式。
2018年年底,海尔内部提出了一个“大家电能不能卖得动”的疑问。在这个背景下,2019年5月,海尔天猫官方旗舰店首次尝试以卖货为目的的店铺直播。海尔给直播间设计了“小海哥”和“小海妹”两个人设,一个负责介绍技术产品和智慧家庭解决方案,一个则以性格软萌可爱的福利官形象跟粉丝互动。
在那个阶段,海尔也并没有厘清直播与店铺之间的关系,只是把直播工具当成店铺的一个“活的详情页”来用,主要任务是种草,对成交没有特别高的要求。
“但我们慢慢发现它其实是卖得动的,这才一步步加大了对它的预期和投入。”海尔天猫业务总监张祥伟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对直播间的场景、技术和主播结构升级之后,把产品经理、金牌导购、设计师等各种角色带入直播间,海尔给这种形式起了一个名字叫“云众播”,直播内容上也不再仅仅是推荐单品,而是结合具体生活场景,让消费者更有带入感。海尔观察到,消费者进到店里的诉求,一定是希望用更少的时间选到想要的产品,然后就是比价。
“假如我们的产品比别人贵100块,那么我可以通过直播间更场景化的内容和互动来给他解释这100块的价值是什么。”海尔为此还发展了一个营销IP叫作“店长来了”,并逐步给直播间设定优惠权益,以促进订单转化。
今年,海尔直播间的转化率已经比店铺本身高出4个百分点。6·18大促期间,海尔的直播渗透率达到20%以上,去年同期这个数据只有5%。在海尔的直播间,中高端产品比低端产品更好卖,所以客单价有时甚至可以达到整个海尔天猫店铺平均客单价的两倍。
但是,也有观点指出,过度强调直播渗透率这个指标其实也有问题。
直播这个工具并不具备做活一个品牌的全部能力。国产美妆品牌沃雪的联合创始人李尧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表示,大多数人在看到一些品牌亮眼的直播业绩时,往往忽视了品牌在其他层面的投入,比如可能已经花了很大一笔预算请代言人、开线下店供消费者体验、做大量的全网营销,以及做出了具有消费者认知度的爆品。“不能单纯去说GMV的产生就是由直播带来的。实际上,在明确了销售爆品、提供丰富小样以及全网最低价的前提下,大概率的情况是无论是谁做直播都能卖得很好。”李尧说。
“如果直播只是一个独立的卖货行为,它对你品牌和店铺的运营来说其实没有很长远的意义,反而还有可能破坏你的运营规划。”美渠市场总监王宣当前的一个困扰是,许多品牌拿出大量的预算找代运营机构做直播,但他们意识不到未来可能还要花几十万元的预算做精细化的运营,才有可能把这个人群真正“吃下来”。
直播对淘系商业化模型的改造
玄德将淘宝直播描述为是对淘宝原有商业生态体系的一次生产力升级。以杭州为中心点,在全国出现的大量为商家提供直播服务的代播机构,表明淘系内部的生产关系和商业模式都正在发生变化,甚至是会被重构。
今年2月,阿里巴巴发布的截至2019年12月底的季度业绩显示,淘宝直播已成为成长最快速及有效的营销模式之一。2019年12月,借由淘宝直播产生的交易流水(GMV)以及观看淘宝直播的月活跃用户数量,均同比增长超过一倍。但这些体现直播营销价值的数据,目前尚未与平台的变现诉求充分挂钩。
不过,谁都知道,这种局面不会持续太久。
如果阿里巴巴这个电商平台基于营销侧的商业模型再不主动改变,它首先要面对的是渗透率越来越高的直播间所形成的“反噬”——由于主播带货的抽佣规模急剧增加,在商家自播本身也能带来流量的前提下,原来单纯采买流量的广告投放逻辑就开始逐渐失效。2015年,“馋嘴屋King哥”投放直通车——一种商家竞价购买用户搜索结果排名的营销工具,起码要花五六百万元,但2018年之后,因为King哥自己做了直播达人,在直通车的投放已经“比较少了”。
阿里巴巴首席财务官武卫在2020财年业绩电话会议中表示,阿里巴巴的“客户管理收入”在期内增长了3%,而这部分增长主要得益于推荐信息流和淘宝直播的收入增长,但直通车(包括内外贸在内)的收入占比从3年前的9成以上下降到了7成多。
目前阿里巴巴针对淘宝站内直播获得的收入,主要来自抽佣。一位不愿具名的主播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透露,阿里妈妈会从其带货抽取的佣金中抽走30%。换个角度来算这笔账,按品类不同,比如店铺方针对消费品类主播设置的佣金比例是销售额的20%,此后阿里妈妈在这笔佣金中抽取30%作为平台技术服务费,这笔抽佣相当于这张订单金额的6%,而阿里妈妈目前对店铺自播不抽取任何主题的服务费。
抖音和快手这些内容平台孵化出的带货主播,也为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联盟“业务输送了大量的佣金分成和“技术服务费”。以抖音为例,淘宝联盟以内容服务费和技术服务费的名义针对带货佣金抽成的收入,高于抖音主播和抖音平台的收入总和。
阿里妈妈是淘宝的广告投放平台,是服务费、佣金、淘宝客等各种形式必经的一个结算通道。今年6月,淘宝向头部商家小批量定向开放了一个叫“超级直播”的广告投放工具,目前尚处内测阶段,也是由阿里妈妈负责开发的。它是从同时服务图文、商品、直播推广的投放工具”超级推荐“中独立出来的,针对直播的特性开发了更多适用于直播推广的资源位。这种投放,其实就是要营造更热闹的“围观”的效果。
“淘宝直播是淘系整个体系的一个延续,以前是淘宝猜你喜欢什么东西,有了直播以后就是猜你喜欢什么样的人,猜你喜欢用什么样的形式给你介绍商品,本质就是围绕这个事情做升级。”玄德表示。
此外,淘宝在今年上半年推出了一个“流量券”的功能:平台通过评估主播、商家在站内外的主动用户运营行为给平台带来的效果价值,给予相对应的淘宝直播流量扶持。简单来说,就是商家和主播将直播的官方链接分享到淘宝站外为淘宝直播引流,或在淘宝站外为直播预热并引发用户主动进入淘宝站内搜索,甚至是通过投放超级推荐、直通车、超级直播、钻石展位等广告位引导用户进入直播间,淘宝都会发放相应价值的流量券。一张流量券等于一个淘宝直播间访问量。
“我们商业化从来不是当一个目标去做,而是一个业务起来以后当结果去做。”玄德认为直播在经过了野蛮生长之后,进入了需要学会商业化投放的阶段,“淘宝原来的店铺体系本身也是通过商业化投放成长起来的。等着平台给你分配流量你是不会珍惜的。”
而淘宝直播能给阿里巴巴原来的生态体系及收入结构带来多少改变,也取决于淘宝直播业务究竟能做多大。2020年,淘宝为淘宝直播设定的全年成交目标是5000亿元,是2019年的2000亿元的2.5倍。
直播电商们VS 电商直播
“我们不会去做一个纯内容的产品。”经营电商17年来,淘宝始终被诟病缺乏做内容的能力。如今它似乎终于理顺了清除这个“堵点”的思路——所有的内容生态仍然是为商家提供服务。
“淘宝直播是在原来的电商逻辑下新增了直播产品的功能,产生新的转化和销售方式。”淘宝直播高级运营专家新川用这个说法,将淘宝的直播业务与快手、抖音这些内容平台衍生出来的带货直播,划在两个不同的产品逻辑版图——淘宝在做的事叫电商直播,快抖的身份则是一种新型的直播电商。
王宣对抖音的直播和电商业务仍持观望态度,她从抖音的后台观察过,这家公司擅长的仍然是了解和满足娱乐型消费者想看什么,而非购买型消费者想在抖音直播中获得什么样的体验。但她同时判断,快手目前的私域生态要比淘宝直播更健康,理由是一方面快手的用户在线时长远高于淘宝直播,同时,快手头部主播已经建立的“家族化”KOL矩阵的营销影响也不可小视。
“辛巴在直播间喊一声我的徒弟是谁,几十万人就突然过去了。”王宣说,平时她会建议客单价在50元左右的品牌去快手尝试做一些投放,“如果一个新品牌想抓第一批用户,预算不是很多却又很期待爆发潜力的话,快手是个不错的选择。”
李尧今年为沃雪在不同平台做了多次直播带货的尝试。比如他在快手上投了拥有1000多万粉丝的球球和4000多万粉丝的白小白两位KOL,通过其直播间跳转有赞的购买链接,一共实现了逾1.4万销量,60万元销售额。而淘宝直播投放最多的一次是带动了天猫店3000单的销量,销售额4万多元——无论是投放中腰部主播汉小仙还是明星伊能静,效果都差不多。带货效果最有保障的薇娅和李佳琦不是小商家们能排得上坑位的。
当品牌的目光开始被不同平台所牵引,这种局面自然也会推动平台与平台之间的竞争从隐秘走向公开化。
抖音和快手都在加速强化自己的站内闭环交易能力,虽然在短时间内,它们不会终止对淘宝的导流合作,阿里巴巴仍然是它们眼中的“金主爸爸”。现阶段这两个有着惊人日活用户数的内容平台,与阿里巴巴分别签署了年度合作框架。
这个合作框架首先是由它们的商业化团队牵头与阿里巴巴谈判,后者在花数十亿元采购流量的同时,也要求对方给其店铺商品提供更好的带货政策。今年3月,快手完成与阿里巴巴新一年的“年框”谈判后,已针对来自淘宝店铺的带货需求调整了政策,不再从主播们获得的佣金中收取5%的技术服务费抽成。
暂时性地搞好了与站外导流平台的合作友谊后,阿里巴巴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建设好自己这套“电商直播”体系上。而它当下最大的焦虑,集中于“顶流主播”阵营在薇娅、李佳琦之下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
整个淘宝直播团队都认可这样一种观点——只有把直播当事业做的主播才有可能杀出重围,然而现实却是,对淘宝直播来说,无论灌溉怎样的流量,似乎都难以成功扶植第三位受公众认可的头部主播。
李佳琦的直播间,也从去年高峰时期千万级的观看用户,跌落至如今只有几百万。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已经长期陷入超负荷工作状态的主播们无论再怎么努力,可能终要面对“因为技穷而让人渐感乏味”的那一天。
此外,主播带货长期以来靠着“底价”策略换来订单量,李佳琦和薇娅的粉丝群体当中,绝大部分人对主播的信任主要来自相信他们一定能够拿到全网最低价。某种程度上,这种信任关系是脆弱的。主播需要借助大量粉丝的信任在跟品牌谈判的过程中掌握议价话语权,品牌则需要在维护价格体系、完成阶段性销售KPI、尽可能避免亏损、释放品牌影响力等多个维度的摇摆过程中,权衡利弊做出选择。对粉丝规模和忠诚度无法与头部主播相匹敌的中腰部主播来说,唯有更加卖力地介绍宣传商品,提高商家单次投放的转化率,才有可能在未来获得二次投放的机会。在这个闭环当中,每一方都需要在一次次取舍中寻找微妙的平衡。
今年4月对整个电商直播行业来说都足以“载入史册”,李佳琦与朱广权合作的“小‘朱’配‘琦’”直播、薇娅跟邓亚萍和杨利伟一起站上《向上的力量》舞台演讲,都说明直播获得了来自国家层面的认可。但从淘宝平台的角度,它需要更为冷静地对内和对外消化这样一种特殊认可。
“我现在会跟品牌方和我的运营团队说,如果能让薇娅和李佳琦选中,不管坑位费是30万还是40万,一定要做,就算亏也要做。”王宣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因为这笔钱你无论是花在直通车还是超级推荐,都抓不过来这样一群人。”与此同时,投放其他主播的意义已经不大,只不过在日常运营过程中,激烈竞争的中腰部主播群体会花更长时间更卖力地推广商品,品牌也能因此获得一些性价比还不错的转化率。
到今年4月,薇娅25岁以下的粉丝人群占比达到了48.2%,李佳琦的数据是61.9%。粉丝画像的不断年轻化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群的流失。王宣发现,对于年龄层稍长的宝妈人群来说,早上的时间要比晚上自由,“我们也开始根据不同店铺的赛道属性去给它匹配合适的直播时间。”
在2020年财年业绩电话会中,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表示,去年中国零售市场增长的7000多万用户当中,有70%来自于低端市场,而淘宝直播与淘宝特价版都是为低端用户提供多样化服务的性价比平台。这也许也可以作为一种佐证,更明确地指明了淘宝直播未来的发展方向。
当然,眼下的淘宝更渴望这个新兴产业能整体回归冷静,不管是出现在哪个平台,过度乐观导致的直播“翻车”局面如果反复发生,数据注水的现象如果愈演愈烈,这些负面事件对于整个直播产业的威胁性都不容小觑。只有把全民对于直播经济的认知泡沫抑制在一个较为合理的程度,才是直播可以走得更长久的前提。